这个女青年会下有个妇女联谊会，地下党员李玉细任理事长，这样胡其芬就和李玉细以合法身份开展公开的和隐蔽的双重工作。胡启芬很快适应了变化的环境。她以一个基督教徒的面貌出现在女青年会中。每星期一主持各部工作会议，会前领读圣经，然后讨论工作。牧师不在时，她带领工作人员作祈祷。人们以为她是教会大学出来的虔诚教徒，谁能想到她是无神论者，是共产党员呢。她代表女青年会出席重庆市政府召开的一些会议，从中获取有用的情报；她拜访女青年会的董事们，和一些上层妇女、社会名流们交往，显得练达，稳重而有高雅；她密切联系群众，深深植根于群体之中。她联系的妇女联合会理事长饶国模，还是红岩村的主人，曾经热情地支持过八路军办事处，对办事处派回重庆做地下工作的胡启芬，她也积极予以帮助。后来胡启芬还成了这位“红色女主人”的入党介绍人。

胡其芬回到重庆工作不久，中共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便被国民党强迫撤出重庆。我党在重庆的工作一下陷入极端困难的复杂局面。面对严酷的斗争形势，胡其芬没有畏缩，而是更加团结同志，以顽强的战斗毅力坚守在浓雾笼罩的山城。为了听到党中央的声音，她和李玉钿等商议，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名义，集资筹款买了一部收音机，悄悄放在济民妇产科医院楼上的院长朱宝粹（地下党员）的寝室里。从那起，胡其芬在每天夜深人静时，独自守着收音机，聚精会神地收听和抄录新华社广播的各种记录新闻和文章。第二天天一亮，便分送出去。除了供妇女联席会各个小组学习之用外，还通过秘密渠道送给党的地下刊物《反攻》和《挺进报》使用。这也就有了后来的以《挺进报》事件为主线的“红岩故事”

在与敌人的周旋和斗争中，胡其芬还巧妙地利用合法的新闻工作进行公开的宣传工作。当时重庆的《新民报》和《新民晚报》是颇有影响的两张民办报纸，有地下党员和一些进步的新闻工作者在里面工作。为了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只有直接抄收外国通讯社的英文电讯，才有可能向民众透露一点国民党中央社不肯报道的消息。于是外文很棒的胡启芬还每天都要挤出些时间为这两张报纸翻译一些英文电讯稿，一直坚持到她被捕为止。胡启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和条件，坚持不懈地进行着战斗，她的革命热情与斗争精神，如火焰一般浓烈。

1947年10月，根据中共南方局指示，中共川东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同时改组了中共重庆市委。市委委员李维嘉（老黎）与胡启芬接上了组织关系。三个月后，重庆市委决定成立妇委，由胡启芬、李玉钿、林琼三人组成，胡启芬为书记。这时，基督教女青年会任用了一位外籍干事，借故裁员，胡启芬不得不另谋公开一份职业。经市委同意，胡启芬由刘国鋕介绍到他的亲戚、四川省建设厅长何北衡的公馆作家庭英语教师。叛徒出卖了刘国鋕，也造成了胡其芬的意外被捕。

女共产党胡其芬就这样掉入了杀人魔窟里，开始了她人生中最后的一年零七个月的特殊战斗生涯

又一个“共匪”重犯到自己手里，徐远举当时很是兴奋了一阵，因为他掰了一下手指：中共重庆市委的几位负责人除了许建业和几个没有抓到的以外，差不多该“投诚”的和该抓到的都在他手里。一个“装斯文”“装教徒”的小女子就这么“不听话”？跟共产党打交道多了后，徐远举知道了一些“规律”：凡在共产党内职务越高的人越容易“做交易”，反倒那些没什么职务的、家庭普通的或者是穷人出生身的反倒都是些“死党”。因此，像胡其芬这样见过大世面、又懂西洋文化的人一定是“识时务者”。

“软硬兼施，以软为主，该硬则硬，一硬到底”，这是徐远举对付有文化的共产党人的一套手段。胡其芬被押来审讯时，徐远举采取的便是这一套做法。但胡其芬的表现让徐远举还是很意外和吃惊。软的根本不行，于是就对她来硬的。所谓硬的，就是上刑，上毒刑。

“已经到这个份上了，你还有什么可扛着的？”特务们使出种种刑具，却仍撬不开她嘴里的一个“共党”的词来。“刘国鋕是共党分子，你是他介绍到何家的，你就没有一点跟他有关系？”

无论特务们如何反反复复责问上面这类问题，胡其芬还是那句话：“他是共产党，我就一定是共产党了？笑话，你爹是贼，你就一定也是贼？”

特务们气得不知如何是好，发泄的只能是又一顿将胡其芬毒打一通。

徐远举亲自上手了，他冷笑着问：“何公馆有人告发，你和刘国鋕经常密谈到深夜，两个人在屋字里嘀嘀咕咕的，你敢说没关系？”

不想，胡启芬毫无顾忌地反问他：“这青年男女的私事，难道也犯法吗？你没有讨过老婆？那你肯定断子绝孙了！”徐远举碰了一鼻子灰，又找不到合理的茬，只好丢下一句狠话：“那就让她跟刘国鋕享受一样的待遇吧！”

特务们便把手铐脚镣给胡其芬戴上

这样胡启芬和差不多同一时间被捕的曾紫霞、李惠 文明等女同 人志作为刘 书国鋕 屋的“同案犯”，被转押到“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渣滓洞监狱，关在楼上地六室。这时的刘国鋕被关在楼下地七室。

狱中，她才正式用了“胡其芬”这个名字。入狱后，具有丰富地下斗争经验的胡其芬，立即设法与刘国鋕取得联系，并将在敌人面前制造他俩是恋人的假象告诉了刘国鋕，好让刘国鋕这位“花花公子”作掩护。用假象麻痹敌人，这是革命同志的手段之一。

到渣滓洞监狱后，特务们并没有放弃对胡其芬的继续审讯。第一次，难友们见她从容不迫地去了，又若无其事地回来，俨然像个虔诚的基督教徒，特务们只能对她摇头。第二次，特务头子徐远举又亲自出马。这次他手头拿到一张署名“刘仲逸”（即叛徒刘国鋕）证明胡其芬是共产党员的字条。可胡其芬还是一副清教徒式的一问三不知，就是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徐远举觉得如此一个文弱的女子，怎么会老虎凳、狼牙棒等刑具面前面不改色、心不多跳？他觉得这是对他这位特务头子的权威的挑衅，于是就疯狂地吼道：“你的上级把你交出来了，他是市委书记，你在他手下工作，他说你是共党，你还什么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的理由？”任凭大小特务怎样的狂叫恶打，胡其芬始终不紧不慢地回答他们：“我没有什么上级，只是何公馆的家庭教师 ”

“你承认了有什么不好？你们的市委书记刘国定承认了，当了官，过上了好日子。你痛痛快快承认了也有好处，你愿意干什么都可以，我们马上放你出去。”徐远举换了一个口气，道。